杨谔｜初 夏（自传体散文  2000—2004年）

从此不必参赛

1929年，32岁的林散之经张栗庵先生点拨，辞去教职，赴上海拜黄宾虹先生为师。一年后，因家里经济困难，返回乌江继续当教师。1934年3月，林散之孤身北上作万里壮游，经9省，行18000余里，得画稿800余幅，诗近200首，他的艺术从此脱胎换骨。1924年，王个簃28岁，赴上海投入吴昌硕先生门下，后为入室弟子。1927年昌硕先生谢世，王个簃因与昌硕的关系以及自身不凡的才华得以继续留在上海艺术圈发展。

纵观艺术史，一艺之成，名家指点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我之从师徐利明，当时有心血来潮的成分，无成名成家的“梦想”。

1999年6月，我在南京艺术学院徐利明先生门下进修结束，回到启东，回到自己创办的那个小工厂。我没有林散之那样坚定的意志，也没有王个簃这么好的“运气”，虽然开始几个月还能坚持以书法为主，慢慢地不由自主地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起来。我仿佛又重新站到了十字路口，内心的召唤虽然尚能听见，但抬望眼：何处是归宿？重岩叠嶂路不见。昔年独游西递宏村，遇一算命女子，自称是鲍家32代传人，说我在28岁到38岁期间，每遇事必有贵人相助。这回“贵人”在何方？

2000年3月，时任江苏省书法家协会秘书长的言恭达先生，在整理各市报上去的拟发展省书协新会员名单时，发现南通上报的名单中没有我。据他了解，我是符合省会员条件的。言老师当时没有我的电话，就请徐利明老师转告，嘱我尽快与省书协联系。经过几天奔波，费了几番口舌，我终于拿到了省书协会员登记表，后市书协也同意推荐。介绍人一栏，市书协陈云主席签上了她和丘石的大名。4月，我成了省书协会员。十多年的追求总算有了一个阶段性“说法”，着实兴奋了一阵子。我把“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这一头衔印在名片上，逮到机会就“送”。当年“众人”（包括我自己）的举动现在想想确实可笑，但又何尝不是正常？这不也正好从一个侧面证明言恭达先生的那个电话对我这个徬徨无措者是多么重要？

在广大而又平凡的生活中，年轻人、意志薄弱者、还未认清自己者，特别需要长者、有力者、睿智者、成功者的鼓励与助力。就像一条搁浅的鱼，如果及时送它回到海里，它就有可能再次去搏击中流；如果无人施以援手，它极有可能永远不再会有遨游江海的机会。当然也不排除有这么一种情况，如果热心的相助者用错了力指错了方向，那么被助者就有可能辛苦跋涉了一辈子都不会有大收获。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他的长处和“天空”，关键在于有没有被及早发现并有机会施展。

成为省会员后，我学习书法的信心陡增，决定调整学习重点，不再书法、篆刻、理论三者齐头并进，而是以书法创作为主攻目标。也正是在那个时段，有一天秦能老师打电话要我去，他当面指点我说：“你下一个目标就是进入中国书协。不靠以前的成绩，也不靠拉关系走后门。我们南通有一个人，走了多少年后门，条件不够，还是没进去。你一定要凭自己的书法作品，书法作品最有说服力。”

秦能先生的话其实话中有话，而我当时并未真正听懂，也幸好没有真正听懂。不然我极有可能先是谋求入会，然后志满意得，“其喜洋洋者矣”，也许因此应了老话：早结的果子是青的，青的果子会掉的。在加入中国书协多年之后，我才看到入会细则，原来入会可以是创作，也可以是理论、教育。对照细则，在秦老师跟我说那一番话的时候，走理论申报这一条路，我无疑早就够了入会资格；走创作这一条，我也是够了的，因我当时已在《中国书法》杂志上发表过四件书法篆刻作品。早在1990年在北大进修时，有一次唐吟方来我们宿舍玩，他说在《中国书法》杂志上发一件作品，就等于入了一次全国单项展。秦老师说“不靠以前的成绩”，大概就是指这些。1992年去河南郑州拜访李刚田先生，李先生说：“你若在我们河南，早就是全国会员了。”2000年时在南京初识马士达先生，他对我当时还不是全国会员也表现出了足够的惊讶。

印象中有人写过一篇文章，说淡于名利的林散之并不反对追求名利，原因是追求名利也是艺术家迫使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之一。虽说会员、职称、头衔等这些“表面”的玩意儿与真实水平无关，就像红的苹果不一定都是甜的，但也需要明白：有了名的人才有可能真正看轻名，因为他会因此知道名的来龙去脉与本质特性；只有拥有过大名名实相符的人才懂得放弃名的重要，厌倦世俗的虚套，排除干扰，追求至高的“无名之名”。“无名之名”须以“放弃”的方式而“获得”。不争之争，斯为大争。老子《道德经》所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处于人生初夏的我没有像苍蝇嗜血一样去争名，内心却渴望有名。因为它可以满足我的虚荣心，也利于生意的开展。于是，我每天至少挤出两三个小时用于临帖创作，工作间隙则用来读书、练习写些散文随笔。

2000年7月，我得到一个去常熟参加省书协培训的机会。江苏为了建设文化大省，把“全国第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看作是一出重头戏，省书协组织专家奔赴各地搞展前辅导。处于这样一个到处摩拳擦掌、热火朝天的氛围中，我“渴望”的胃口被高高吊起，胸中鼓荡着豪情，笔下奔涌着激情，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认真劲、痴迷劲学习着、创作着。

八月底，八届中青展截稿的最后一天，我寄出了一张高280厘米、宽70厘米的大草书，写的是自作诗两首：“辛苦学书载复载，细推穷究窍未开。一朝得侍先生右，始知全从八法来（其一）。我爱晚风清，移云弄花影。洗盏更独酌，且赏一轮明（其二）。”

九月底评选揭晓，从23000多件作品中评出入展作品500件，我名列其中。

“好运”还不仅止于此。

2001年10月，在江苏省书协主办的《走进新世纪江苏省青年书法篆刻精品展》中，我的草书自作诗《登琅琊山》获银奖。关于我这件作品该得什么等级奖，某评委提出了不同意见，理由是该诗中有一个字不押韵。另一个评委听了后说：“如今能写自作诗的作者已经很少，就是写打油诗也应该支持。”又有一个评委仔细看了某评委所说的不押韵的那个字后说：“押韵的，是你自己不认识草书，读错了。”我这首诗是这样的：“千里奔波求真意，醉翁亦来赴我约。地僻亭雅笛韵清，天高寺幽磬声远。风来小池千层皱，雨去大山万道烟。妙文一卷传今古，留与后人作长嗟。”见众人争执不小，原本不参加投票的省书协主席尉天池也因为这件作品而临时参加了投票。结果拙作以9票赞成2票反对得了银奖。

大约是第二年，我又参加了省青年书协主办的青年展。先是作品被丢弃在一旁没有打开，有评委指出后方得以参评。后又因同意该作品获奖的票数勉强超过半数，有人提出不宜获奖。于是临时增加了几名评委，单独为拙作投票，最后被确定获优秀奖（最高奖）。记忆中，作品集上的拙作，反而被排在很前的位置。

我知道有的评委之所以“为难”我，不是因为艺术的原因，而是我间接地牵扯进了一个“历史”的人际矛盾之中。矛盾的发生，早在20多年前，那时我在启东乡下读初中。有两个评委详细地告诉了我这两次评审的经过，其中一个评委说：“这样的事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你不仅碰上了，还碰上了两次。现在评委们个个都记住你了，你从此不必再参赛了。”

2004年3月，我的草书作品又入展了《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家作品展》。4月17日，我批评中国书协的文章《书坛需要“骑士”》在《美术报》发表，一时惹恼了不少人。从此后，省内的比赛我真的不再参加，不是因为“评委个个都记住了我”，而是觉得这样“玩”艺术，没意思透了！为了不再主动提供机会给人家“玩弄”，我索性连全国性展览也不再投稿，只有邀请展除外。在有些人看来，这是自断了进一步成名的终南捷径，我却认为这样做至少有两大好处：合乎自己的脾性，快乐的日子可以多一点；从此不必再揣摩人家的喜好，只为自己的内心而创作。

（未完待续）